拿着车票，微笑着等待

 

看了很长时间的电脑，可以休息一下了。翻了翻豆瓣，看见 《听杨绛谈往事》。

看了目录就觉得很喜欢，希望这次回国能读到，先小小的激动一下。

当大家都非常喜欢钱钟书的时候，我发现我更喜欢钱钟书喜欢的杨绛。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不知道被 《我们仨》 感动了多少回，经常读着读着，眼泪就不听使唤的悄悄留下了，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力量让一位92岁高龄的女士，在经历了自己的挚爱和唯一的女儿先于自己离去之痛，

仍然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我想我会流泪并不是读到了那些大段的对爱情的渲染，抑或生离死别， 而是沉定简洁的语言。这种沉淀真的就像评论中所说的，“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我们仨被我放在家了，实在带不出国，不过读百度上面的这一段，又让我再一次 涕泗横流～～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写不下去了，最近太爱哭了，去补水先。

 

搬家 乱七八糟 整理东西时找到一个小本子

打开第一页写了一句

 

不论是即将繁华 抑或是即将枯萎

此时此刻才是你的人生

 

也算是送给自己生日的话吧

 

朋友托我找红楼梦翻译的好版本 我发现了这个帖子 还翻译了一小段给朋友 比wiki写的好很多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了翻译《红楼梦》的巨大工程。此书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在“2004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会议暨首届中国翻译成就展”即将在北京召开之际，我们拜访了刚刚做完手术的杨宪益先生。

新华社对外部一位资深的英文记者这样说：“《红楼梦》译本，我看过两遍，太美了，我真想见见先生，即使见不到先生，我想在先生的家附近转上两圈也好啊。”

这样的话听多了，等再称呼“先生”的时候，便越发从心底里生出敬佩之情。

提到杨宪益先生，就不能不提起他的夫人戴乃迭。在翻译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像先生这样的夫妻合作，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遗憾的是，五年前，夫人戴乃迭因病去世，只留下先生独自一人呆在什刹海边上一座宁静的小院中。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曾在本刊编发过。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像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冶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先生的学问不挂在睑上，也不挂在嘴上。换句话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人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译点德文，翻译点法文，翻译点希腊文，翻译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别的事情嘛，我也没做更多的什么……”杨先生坐在沙发上，一字一句缓缓地说着。

先生品酒不就菜，干喝。这使得一提起杨宪益先生，人们自然立即会联想到外文与喝酒，因为这正是构成杨宪益形象密不可分的两个特征；杨老在外文翻译和外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成就，同被誉为“酒仙”的美名一样，都被人熟知。在笔者采访的过程中，先生的妹妹杨敏如嗔怪哥哥，“你不要做酒仙。”先生马上接了一句“酒鬼”。在座的人都乐了。

2003年下半年，杨宪益患了一次脑血栓，他的右手握不了东西，行走也不那么方便了。从此，在医生劝告下，他戒了酒。这个终生“情有别钟烟与酒”的人，告别了喝了一辈子的烈性白酒。如今，只有心爱的香烟陪伴这个九十岁的老人了。

杨先生现在年岁大了，不怎么出门。我们看望杨先生的时候，他还一边抽着烟，一边询问老朋友们的近况。启功、黄永玉、黄苗子一个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响亮的名字从他嘴里缓缓吐出。就这样，在一个有着明媚阳光的秋日午后，在先生中西合璧的家中，笔者读出了先生身上浓郁的人情味儿。现在，聊天和忆旧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采访的过程中，他始终坐在沙发上。聊天、抽烟，间或沉默的看着某个地方。这个时候常常让人不忍心打断他沉浸在往事中的思绪。

先生端庄样子，一看就是那种大家气派的学者。杨宪益出生在一个银行家的家庭里。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当时与他同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就有当时已经是名响文坛的大师钱钟书，和爱写闲适小品文章的梁实秋。早在那时起，杨宪益就热衷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陆续把《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及部分《资治通鉴》等介绍到了国外，成为使中国古典文学最早走向世界的先驱。

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曾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红楼梦》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因此杨宪益夫妇倾向于采用较为保守的直译法，尽量避免对原文做出改动。杨宪益强调“翻译时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重视原文”，否则，“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正是通过杨戴的翻译，西方人真正读懂了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

与杨宪益先生聊他的翻译专业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他能把许多枯燥的工作调侃得妙趣横生。

“翻译没有什么难的，毛泽东觉得中国的《楚辞》是跟外国的东西都不一样，这不能翻译的。就问我‘你翻译过《楚辞》，《楚辞》能翻译吗’？我就说主席，什么东西都可以翻译。楚辞也不了例外。”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存在的原著风格和译者风格的问题。笔者提出霍克斯的翻译自由度似乎更大一些，霍译本中普遍的以“红”易“绿”就是这样的例子。（笔者注“红色”当时在西方人观念中常常与“鲜血”、“暴力”等此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这一误解，霍克斯将原文中很多“红”都改成了英文中与“红”涵义相近的“绿”。）“我重视原文，比较强调‘信’。古人说了三个字：信、达、雅。当然，光‘信’不‘达’也是不可能，那是不要人懂。所谓‘信’，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远。如外国人觉得rose（玫瑰）很了不起，（能够代表爱情等美好的事物）而中国人觉得牡丹是最好的，把玫瑰翻译成牡丹，这就只做到了‘达’，忽略了‘信’”。

杨宪益集翻译家、文化史学者和中国古典诗人为一身，和夫人戴乃迭的翻译合作模式更成了千古之“绝唱”。借用黄苗子先生的诗来形容先生，“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短短十四个字，把他老先生栩栩如生地勾画了出来。

但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采访中的两个细节。一次是当我们问候先生的健康时，提到刚刚做完的胆结石切除手术，杨敏如提到一位朋友将红色的胆结石装在架子上，当作装饰品摆放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先生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并笑侃：只可惜灰灰的小石头，一二十个，不好看，作罢。另一次是聊了整整一下午，我们怕先生太累，便起身告辞。临走时，先生让妹妹挑书橱里喜欢看的书拿走，这让笔者十分的意外，印象里文人对书的爱好超越了一切，而先生似乎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极淡。

听人说，先生将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找不齐一套半套夫妇俩人几十年间翻译出版的著作。先生的作风，让笔者想起来“竹林七贤”般的名士。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

总之，重情、洒脱、辛辣、幽默、风趣，这些大概都可算是杨老性格中的特质。

第一次知道这位老先生也是听程老师谈及翻译的时候讲的，当时还提了这一段佳话，对比朱生豪的英年早逝，这对老人相濡以沫的故事更让人羡慕和感动。超级怀念我们一起吃饭，排莎剧的日子，从程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嘻嘻。如今我们莎剧几个成员有的结婚生子，有的在挪威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表打我~`） 有的还在读书学习，感叹下次再聚是什么时候~~ anway 恭喜peggy的六斤儿子，发张照片萨~~记得查我寄出的卡片罗~~

很久没有写blog 不知道写什么 其实每天都在涂涂画画心情日记 也许更喜欢拿笔在纸上乱画的感觉

告诉大家 我还在 一直都在

过着简单的生活

 

 

最近天气时雨时晴 外加大风吹 于是宅女的日子 就变成躲起来看书

一堆随手可以摸到的书 坐着看 躺着看 靠在墙上看~~

觉得不过瘾干脆下载了e-reader就可以把以前想看的一切书都方方便便的一次看了

虽然下周就会很忙了 可是还是要把这周变成轻松的暑假来过

 

ps 今天看到一段话 小小的感动了一下

For attractive lips, speak words of kindness.

For lovely eyes, seek out the good in people.

For a slim figure, share your foodwith the hungry.

For beautiful hair, let a child run his or her fingers through it once a day.

For poise, walk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 never walk alone.

People, even more than things, have to be restored, revived, reclaimed and redeemed; never throw out anyone.

Remember, if you ever need a helping hand, you'll find them at the end of each of your arms. As you grow older, you will discover that you have two hands, one for helping yourself, the other for helping others.

...

 

后来才发现 这居然是奥黛丽·赫本的遗言~~

 

最近在哼的歌 林宥嘉 的 背影~~

范范的 到不了 （自己原来买过的CD 当时漏过了这首歌 现在才发现这么耐听）

 

THE HAGUE: A Dutch court ruled Thursday that it had no jurisdiction in a civil suit against the United Nations by survivors of the 1995 Srebrenica massacre in Bosnia, affirming UN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even when genocide is involved.

A group called the Mothers of Srebrenica was seeking compensation for the failure of Dutch UN troops to prevent the slaughter by Serbian forces of more than 8,000 Bosnian Muslim men and boys in the UN-declared safe zone.

The Hague District Court said the UN's immunity - which is written into its founding charter - meant it could not be held liable in any country's national court.

"The court's inquiry into a possible conflict between the absolute immunity valid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 and other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lead to an exception to this immunity," the judges wrote.

A ruling lifting the UN's immunity could have ha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 the world body carries out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t a hearing last month, a Dutch government lawyer, Bert Jan Houtzagers, said that if a Dutch court decided it had jurisdiction in the case, "any court in any country could do so and that would thwart the viabil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